其中，直接影响0.8个百分点，间接影响1个百分点。
要敢碰，不能再回避了。这个问题不仅扭曲了经济发展方向，带来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也带来了民怨。
那么今后正常的投资需求怎么保障？由此看，由来已久的土地财政问题，确实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而在十二五规划刚定完，党政换届之年提出搞顶层设计，我认为意义非同一般，这是居安思危。尽管用保障房投资来顶替，但个别地方政府已反映，当地财政就是不吃不喝全部用于保障房，资金还不够。眼下人们讨论更多的问题，其实不是顶层设计意义上的，而是日常早应解决而没解决的短期问题，譬如债券市场统一问题、金融机构分业或混业经营问题等等。这不仅是在利率，而且包括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的市场准入、金融市场架构完善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需要尽快通盘考虑，打破各种行政限制，实现充分的市场化。
中国改革已走过了三十多年，很多问题已暴露很久，很彻底了。其风险传递机制是：要整顿房地产市场，房市价量均跌。小工厂主或作坊主也可能有这个能力，可大资本家就不行了，起码不比国企老总行多少。
其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又何尝不是因为平等解放了积极性呢？因此，对效率与平等/不平等的关系的观察应该先把立场搁一边，实事求是地做具体分析。一方面，新闻自由不等于信口雌黄、造谣惑众，必须受到法律和行业规范的约束。我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个仪表厂当车工，当时干私活、泡病假是很普遍的事，劳动积极性不高，效率不打折扣才怪。这在很大程度是个立场问题：站在私企的立场上看，这肯定不好，但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看，这没准儿也挺好。
那么现在的天下大势呢？应该说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还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后一种情况不说了，就说头一种吧。
城市工业的组织规模跟农村有天壤之别。如果说用私有化解决效率问题还靠点谱的话，用私有化解决化公为私贪污腐败问题，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其中有些人，说得夸张一点，思想上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上原地踏步几十年，踩出的坑都能把自己活埋了。由于不平等=效率成了没哪儿不能去的教条、没哪儿拿不下的迷信，一路如入无人之境。
但对国企和国家的批评的确也有过于情绪化、不理性的倾向。还有这些年又被翻出来的文革末期引进化肥生产线之类。这另一些人属于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他们穿着民的迷彩服，混在烤白薯、摊煎饼的中间，可说的话全在给民企老板——好多也都是官倒出身——代言。那些年上头一下改革文件，当头一段全是拉大差距，强化激励，提高效率这些话。
再就是自由派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批评。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还有其它变量如等级制、带头人的人缘、能力等等合并进来。
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如今进入盛年，占据着知识文化领域的关键岗位如主笔、主任、主编、所长、院长、社长、名导演、名作家、名画家等等。时移势易，时候到了窗户纸一捅就破，时候没到在墙上钻眼儿也没用。
为什么挺好呢？因为假定国企和私企的效率一样，那当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企业越有戏越好，属于个别人个别家族的企业越没戏越好了。乡下一分田单干，城里鱼肉菜蛋就都有了，那城里的企业干嘛不效法人家？其实农村改革的成功，原因要复杂得多，普适性也有限得多。另外像修地铁、修高铁、给老头老太太发退休费、高龄补贴费什么的，一部分钱也是从那儿来的。首先，有的领域没私企，是因为政策不让私企进去，有得则是让你进你也立不住，即建国说的，你竞争不过央企。所以国企的效率问题，确是个真问题。但问题很快就被过度简化成越是公家的越是无效的。
经过90年代以来抓大放小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改革，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效率好像不太是问题了，杜建国刚才介绍了不少具体事例。一、十年以前都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没效率，大锅饭啦企业办社会什么的。
于是他得出结论：只有地主资本家对提高效率更有动力。不过，说央企内部跟血汗工厂差不多也夸张了，真要那样，大家也不回打破头往里挤。
主流的社会心理不是读书读成那样的，也不是辩论辩成那样的，而是天下大势往那儿一放，它就乖乖的成那样了。他们会整合以往两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形成正—反—合第三阶段上的世界观。
就说国企改革思路吧，其实一直也不光是效率=私有=不平等这一种思路，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言，像刚才提到的经济学家杨斌，远在94、95年就提出过更实事求是的思路，而友人王小东比这还要早。第二，也得承认，国企以及国企背后的国家（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集团——尽管理论上不是，但实际上就是。我还跟她说，这篇采访肯定发不出来，但没有关系，慢慢来。至于刚才说到新闻媒体对国企乃至国家的批评有夸大不实之词，这要从两方面看。
2000年以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了业工作无着，房子无着，老婆无着，而且这奴那奴跟一排麻袋似的，等着压在背上，那他们对白毛女、黄世仁的感觉就不可能跟他们的导师保持一致了，也不可能把大春和恐怖分子直接划等号而一点不犹豫了。94、95年的时候，我跟老朋友杨斌聊过国企的问题，他谈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实在。
但可惜都没成为主流的、基本的思路，形势比人强啊。记得前几年《南方周末》的一个小记者自作主张采访我，采访过程中谈到报社内部有一个作者学者的联系名单，她说非常纳闷，你们这些人怎么一个也不在那名单上。
人太多了就都指着别人了，每个人就会形成少劳就是多得的心理。经济低迷、价格倒挂时期，私企关门的关门、溜号的溜号，而国企央企得硬撑着维持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是事实。
等成了私人的，人爱怎么造怎么造，根本就没老百姓说三道四的份儿。赖家的侄子拿六辆奥迪撞着玩儿谁又真能拿他怎么着？中石油中石化老总玩个试试，老百姓不得炸窝，中纪委不得双规么？怎么监管呢？现在的监管手段显然是太不够了。应该说，私有化很早就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而在日本的汽车制造厂，效率则跟技工与工程师之间较为平等的关系成正相关，因为技工有了主人翁感就特爱搞点小改进，比如车身的某条曲线什么的。
一部分左派批评如今国企内部的阶级关系比血汗工厂也好不到哪儿去，国企老总跟大资本家也没什么两样，社会主义也不知道体现在哪儿了。先说原因，粮食涨价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是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历史巨变的产物，既体现了这一巨变的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这一巨变的历史局限性。北欧的家具厂也是效率与平等成正相关。
国企的好处被高管多拿了，被官僚瞎花了，老百姓还有理由跟他们理论。杜建国刚才说国企老总年薪上千万的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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